美国开放中国赴美旅游团首发团，结束了十多天的旅程，已经尽兴而归。
　　
　　中国游客来美国旅游，是不是只看风景呢？他们还看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呢？
　　
　　 6月27日到30日，有四支来自北京的中国赴美旅游首发团，汇聚到旅程的最后一站旧金山。之前，他们已经游览了纽约、首都华盛顿、拉斯维加斯、洛杉矶等地。旧金山观光局在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为四个旅游团举行欢迎仪式，并请中国游客登上游轮，饱览旧金山湾风光。十天的旅程，中国游客们已经学会以美国方式与欢迎他们的船员打招呼：“嗨……！”。
　　
　　游船在旧金山湾中缓缓行驶，几位女士坐在一起，边看边聊。记者请他们谈谈来美国都看到些什么？他们说：不仅仅看风景，还了解了美国社会和美国人。虽然浮光掠影，但也颠覆了长期来中国政府灌输的印象。
　　
　　一位女士说：“我对美国的印象特别好，我觉得他们这是一个法治的社会，我们国家应该学习美国这一点。”
　　
　　另一位女士说：“人家说美国经济非常发达，人们非常友好，我体会到这一点了。”
　　
　　还有一位女士说：“我们的收获超过了我们当初的想象。非常美，环境非常好，空气非常好，治安也非常好。”
　　
　　至于对旧金山印象如何？这位女士说：“我特别喜欢旧金山，我觉得旧金山好像跟其他城市不太一样，挺漂亮的，气候也不错。”这位女士还为没有看到6月29日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感到遗憾。
　　
　　除了看，还做了什么呢？所有女士异口同声回答：购物！
　　
　　这位女士说：“我在这里购物已经花了一万多美金。”
　　
　　另一位女士说：“买了不少，又多买了个箱子往里面装。”
　　
　　据说，美国有的，中国都有。这位女士却说：美国有的好价钱，中国没有，“尤其是名牌，名牌北京比较贵。这边比北京便宜，便宜不少呢。”
　　
　　那么对美国有什么批评吗？一位女士说：“我觉得美国有一些人体态比较胖，饮食文化差一点。”除此之外，她说：纽约和旧金山的中国城都很脏，不像是美国的地方。

杨恒均

十几年前第一次踏上美国时，我心里就对美国警察充满了怨愤，且不说在我看到几乎所有好莱坞大片中，代表国家公权力的警察都是和人民为敌的，在洛杉矶暴乱中美国警察打黑人的镜头还在我脑海萦绕，当然美国华人估计也饱受这些以白人为主的警察的欺负。所以从抵达美国的第一天起，我就在默默盘算如何对付找我茬的美国警察。
　　
　　
　　
　　我甚至都设计好了场景，预演了和警察冲突时我的言行举止，以及如何把场景记录下来（以录像为主）作为呈堂证供，想到我用自己心计击败美国警察，扬眉吐气美国的法庭，那个带劲呀，一言难尽。问题出在一等两等，都没有警察来找我的茬，找他们办事也是按部就班，事实上，出国十几年，除了有一两次开快车被躲在角落的警察开了罚单之外，我几乎没有和美国、澳洲不认识的警察讲过一句话。
　　
　　
　　
　　看到那些警察老老实实工作，一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样子，我的警惕性渐渐弱了。不过后来了解西方多了些，我就生出了另外一个心眼，那就是他们不招惹我，我得想个办法招惹一下他们，最好能够激怒某个白人警察，又或者碰上一个喝醉酒的当班警察，然后在我隐藏的镜头下面，被这个倒霉警察痛打一顿，靠，最好能够朝我的阳具踢两下（估计不会阳痿），但我将计就计，然后——哈，哥们，我不但发达了，而且终于被我逮到侮辱美国和弘扬正义的机会！
　　
　　
　　
　　我首先要假装阳痿，到医院开一个证明，然后，我会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团结一起可以团结的白人、黑人、黄人和分不清什么颜色的混种人，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美外（美国和外国）记者招待会，当然，会特别请CCTV驻华盛顿记者参加。会议上，如果想到美国这些年对中国的欺负的话，我还会声泪俱下，进行现场控诉和宣传。
　　
　　
　　
　　一，这位白人警察在踢打我的过程中说了一些话，我想应该是“打死你这个中国佬”，但我不能确定（以防他们使用测谎仪——那玩意我对付不了）。我的这句话一出，全美国和西方就会轰动，我也立即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二，控诉美国的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观，美国人自己最吃这一套，大家可以注意，美国每一个阶段都有严重的争议，但几乎都涉及到普世价值和核心价值观。以我的知识和三寸不烂之舌，我绝对会让美国人为他们的警察弄了我的阳具而开始怀疑自己的普世价值观。我会顺便控诉美国政府，作为公权力最有代表的警察对一个普通民众动粗——就这一点，我身后会立即聚居一大批同情我的美国人民，当然还有世界人民，以及好几亿大陆的愤青兄弟。
　　
　　三，大的帽子戴上了，要来点实际的。我以尖细的带点太监的腔调宣布：我被打了，而且下面翘不起来了（谢天谢地，他们总不会在法庭上当场挑逗我，让我立马擎天一柱吧？），造成这一悲剧的是肩膀上挂着“金色盾牌”的美国（人民）警察，请各位美国人民（其实是那个肥胖的法官和几个傻瓜似的陪审员）为我做主，如果他们犹豫了，我会立即补充一句：你们知道不能尽人道的痛苦吧？再说，如果我有机会在你们国土上弄出一个孩子，那孩子就有权利也有可能参选美国总统。可是现在我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你们的警察表面上是把我的阳具打趴下了，实际上却是打倒了一位潜在的美国总统。
　　
　　四，还有，作为一名经常描写性行为的作家（也就靠这一点卖钱吧），我失去了这个东西，等于失去了致命武器，今后我还能写出什么鸡巴好东西？所以，我会损失很多稿费，如果大家认为我的书反正也卖不出去，那么请各位想一下这种情况：凡是卖不出去书的作家，如果一意孤行地写下去，一般都能够弄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各位美国同胞，现在你们更清楚了。你们一个充满种族主义的警察，不但把一个潜在的美国总统消灭于精子状态，而且，也让这世界上少了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五，鉴于以上种种，就算我对你们的普世价值情有独钟，不计较我那硬不起来的小弟弟，但我精神蒙受的损失总得有人负责吧。否则，你们今后还有脸去亚洲推销普世价值和人权？
　　
　　
　　
　　
　　
　　哈哈，说到最后大家也就明白了，以我对美国的法律和舆论的了解，我想，我开出一个亿美金的赔偿绝对不夸张，估计至少能到手五千万美金。当然，钱很重要，有了钱，就算小弟弟真受了点委屈，后面照样会跟一大帮如花似玉的MM。可是，我也不完全是为了钱呀，我要用这个机会，把美国的普世价值和他们标榜的不歧视政策尽情嘲笑一番，顺便为我们大陆的愤青报仇雪恨。
　　
　　
　　
　　各位，我是在说故事吗？完全不是，这种事情不但发生过，而且还会发生。生活在西方的人，必须明白，一个普通民众如果受到了来自国家和政权的公权力的欺负，必须奋起反抗，你会得到所有媒体和所有民众的支持的。几年前就出现过一位中国妇女在纽约被美国警察打伤的事件，后来听说赔偿了两千万美金。生活在其他地方的国民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被打伤，就会赔偿这么高额的精神损失费？难道那些国家不是经常有人被打死打伤？
　　
　　
　　
　　不错，经常有人被打死打伤，但如果是被国家政权特别是警察打死打伤，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要搞清楚，我说的是公权力，来自政府和政权的，包括警察等。他们打伤了人民，是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这和你倒霉的在街上被小混混痛打一顿完全是两回事。对于很多西方人来说，爱国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国家关进笼子里，保护人民不受来自政府权力的欺负。生活在纽约的美国人可能会被打劫被强奸，他们只好认倒霉了，但受到来自政府例如警察的骚扰，那他们就绝对不会放过，最后都会在讨回公道的同时，搞一笔好几代都吃不完的美金。这样的官司经常有，媒体会广泛报道，成为民众对付政权的标志，也自然成为对那些当权者的警告。
　　
　　
　　
　　真让人郁闷，估计是美国人都玩过太多次，所以，这些年怀着不可告人目的的我——搞一笔钱和侮辱一下美国佬——设计来计划去，就是没有办法和警察冲突起来（当然不能去打警察），也抓不住他们欺负我的任何把柄。后来我也想过，估计那些国家的情报机关对我了如指掌，也知道我是个刺头，所以不惹我。于是我就在和华人交往中，经常询问有没有受到严重歧视的案例，如果有证据，我们可以一起捞一笔意外之财。结果也是让我很失望的。
　　
　　
　　
　　不过两年前我终于逮到了机会，话说新西兰有很多小留学生，其中一些和我关系不错。大家有机会见面时，有小留学生对我说，新西兰警察非常操蛋，往往欺负开车的华人小留学生，知道他们有钱，也大概不懂得法律，就乱开罚单。我一听，眼睛都亮了，立即决定进一步了解情况后就飞到新西兰暗中设立摄像机，抓一个歧视留学生的案例。这些孩子不知道，但我太清楚了，如果我能够弄一个这样的案子，能够抓到白人警察放走白人而对亚洲人开罚单的证据的话，哥们，我发达了！！
　　
　　
　　
　　于是我详细了解情况，虽然有很多迷惑不解的地方，但基本上了解清楚了，最后我问，好，出示你们的驾驶证，让我看看你们是什么类型的驾驶执照。各位，见财化水的事我真不想提了。结果是这样的，这些小留学生十有八九竟然没有驾驶执照！——新西兰警察对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只能罚款。但在澳洲和新西兰，当地人就算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没有驾驶执照的情况下开车到路上。我可以理解一个小留学生要取得驾驶执照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你竟然跑到人家的国土上去无照驾驶，让我说什么？也许他们歧视了你，但你却在一开始就歧视了他们整个国家和人家的价值观。（这种情况不知道有所改善没有，大家不妨调查一下）
　　
　　
　　
　　当然我还会关注，如果有华人华侨，认为自己有确凿的证据，或者我们可以一起设一个圈套让白人钻进去，获得证据的话，请立即和我联系，大家共同富裕吧，还能够把西方侮辱一顿，算是曲线爱国，何乐而不为？
　　
　　
　　
　　说到这里也许该打住了，但我心里却有些许的不安。我在想，如果美国、澳洲等西方国家不是这么“变态”的话，如果有个白人警察动了我的阳具，而我投诉无门的话，我会怎么样？这些年到底有没有华人华侨在西方受到了冤枉？被白人警察打了却只能忍气吞声？我想应该有一些，但那肯定是他们不知道法律，不知道在民众对付政府的案子中胜出的机会很大（和解的话，也能够得到大笔赔偿）。具体说到我的案子，就是我的阳具最大，大过美国警察的权威。你如果不抓住机会告他们，你自己损失了金钱不说，而且大家都不会原谅你——因为你错过一次教训、教育执政者和掌握公权力的那些混蛋！
　　
　　
　　
　　如果没有公开的媒体，自由的舆论和独立的司法，那么我能够在美国获得什么？那个在纽约被打的中国女人能够得到多少赔偿？我很怀疑，毕竟几千万美金不是一个小数子。
　　
　　
　　
　　我的阳具被美国警察弄坏了，我无法伸张，没有报纸报道我的故事，因为报纸和警察都被同一个人管着，公权力沆瀣一气对付普通小民，我能怎么样？我告诉你，没有了阳具，我什么都他妈的干得出来，我一定要用自己所学的中国功夫，把那个弄了我阳具的警察阉割掉，而且还——
　　
　　
　　
　　我太冲动了！我那上海的杨姓兄弟，你怎么和我的性子一样，那么冲动？你如果在我身边，如果在美国或者澳洲就好了，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委屈，我们一定好好计划一下，请一位律师，把他们告到法庭上，然后发一笔财。鉴于你的阳具受损了，你拿大头，我只要一个零头就够了。再说，我的目的又不是钱？我主要是想借机侮辱一下西方人的人权纪录和价值观，让我们中国同胞扬眉吐气和坚挺那么一次……

林达 知名旅美作家

在《财富》杂志蝉联世界首富13年，如今排位世界第三富的比尔盖茨，终于离开他创建了33年的微软公司。7月1日开始，他把自己80%的时间用在他和夫人1994年创建的盖茨基金会，而只花20%的时间在微软工作。比尔盖茨在退休的同时宣布，将把自己现在拥有的580亿美元财产，悉数转给盖茨基金会，而不会留给他们的孩子。

有人从美国一代代企业家办慈善的传统，提到马克斯韦伯（1864-1920）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不是美国人在新教精神鼓舞下，习惯于拼命挣钱之后再把挣来的钱捐出去，是不是有一种制度上的因素在形成这样的社会风气。人们总想为这样一批企业巨子的行为找出一些理论来。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四川民众踊跃捐款赈灾中，出现了舆论对企业家捐款苛求的情况，捐款多少被排队，捐少了的被指责，没捐的企业甚至有产品被“抵制”的危险。这样远距离的对比，还是很有意思。

社会制度首先要鼓励企业家积极进取

美国从北美殖民地开始确实就是一个以新教为主导的国家，可是把这些全部都归于新教伦理，却好像玄了点。相对欧洲，美国当年显然是个后发后进国家，论发展，当时欧洲大国都走在美国前面。英国曾经不容许任何纺织技术出口美国，就像今天的高精尖军事机密一样。北美的开创仰仗着一批批源源不断、特别不能满足现状、积极进取的移民。可是，仍然需要一种社会制度给这些人一个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和保障。相比之下，虽然中国是儒家伦理，可是中国在上世纪初开放之后，也有过企业家在西方影响下被刺激起来积极开创的阶段，只是这样的社会条件后来被中断了。上个世纪的中国社会过于动荡，缺乏鼓励企业开创精神的稳定制度保障。

对美国来说，非常巧，1776年美国诞生的那年，也恰是亚当斯密出版《国富论》的那一年。这本被称作与《独立宣言》媲美的经济宣言，特别注意到了美洲殖民地引发的经济活力。亚当斯密超越了财产是储存金银的古代概念，把财富看作一个运作中的过程。他看到那个乡巴佬的美国充满创造财富的勃勃生机，因而提议英国根据对美洲的征税比例，给出议会议席，组成一个英美联邦制。他的书写了12年才出版。不知假如早一步问世，大英帝国会不会采纳他的方案，因为这就是美国起事独立的原因。总结起来，就是给国家纳税、创造财富的那些人，你必须给他们“议席”，也就是要能够参与政治和经济的立法。

必须看到，企业的创办发展不仅是追求金钱财富。创造冲动是人的本能，创造企业、建立一个生产帝国、挑战自己的能力，是人的本性，却不是每个人都具备的能力。社会要做的，是要给出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留出这个空间，企业奇迹会自己发生。亚当斯密生活在时代变迁的交界处，那是给现代企业一个推动的时代。他在理论上提出政府不干预经济，向大家展示那只看不见的手。就在那一年建立的美国，可谓生逢其时。

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必然进入“现代”，人性是最重要的推动机制，“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今天看来，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可是许多国家却曾经长时间去走另一条道路，人为抑制企业家发展，也就是抑制了国富民富的机会，待回头已经晚了一大步。美国难能可贵的是，200多年一以贯之地持续一个鼓励创造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像欧洲那样，常常端着自己的饭碗就寻思邻国的锅，无谓争打而最终消耗自己。20世纪初，美国的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英、德、法的总和。美国的环境造就了庞大的企业家队伍，虽然他们大多数只是中小企业的主人。卡内基、洛克菲勒、福特、比尔盖茨，只是无数美国企业家中间的几个。

企业行为和企业家的慈善活动是两回事

美国著名大企业家兼任的慈善活动家们，常常遇到社会批评，称他们是“矛盾”的，人们对他们在企业行为中的“自私”、“抠门”乃至“残忍”，和慈善活动中的慷慨，感到矛盾和困惑。外人常常不理解，这完全可能是平行的两回事。

在进入现代工业之后，企业真的有可能成为“帝国”，如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福特的汽车公司、卡内基的钢铁公司，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当然也在其内。在这些“帝国”建立起来之后，企业有自己的发展路径和行为性格。在企业运作过程中，企业家必须面对严酷的竞争，应对各种条件的变化，企业会自然而然寻求垄断、追求降低成本等等。立法尚不健全时，这些行为可能是非常糟糕的。

企业走向现代，“现代病”就开始发作，有尖锐劳资冲突、企业间的垄断吞并和破产带来社会动荡。这曾经是一个社会摸索的过程，也是法律对企业逐渐建立规范的过程。在规范没有完善，政府、社会和企业还在协调之中的时候，各方必然发生冲突，整个社会是非常痛苦的，企业家也有一番特别的挣扎。当然，为了利润，同时也为了企业生存、为了企业发展的雄心，企业家走上这样一条道路之后，可能多半身不由己。最初的企业家和后来的慈善家身份并存，却是不同身份循着不同逻辑在行事。

美国最著名的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1835-1919）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卡内基出生于苏格兰，13岁随家人移民美国，白天做童工，晚上读夜校。14岁就在电报公司做信差。凭着勤奋机灵和运气，更生逢其时其地，在一个充满机会和鼓励创造力的国度步步晋升，参与投资，28岁到欧洲考察，在伦敦钢铁研究所买下了专利，随后开办了供产销一体化的现代钢铁公司。

19世纪末，卡内基庞大的钢铁企业集团建立起来之后，他不仅逐步垄断，也和劳工组织发生了激烈冲突。1882年卡内基的霍姆斯丹工厂劳工冲突，成为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劳工冲突之一。当时，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实力已经很大，积累雄厚的运作资金，成功地在几年前通过罢工，迫使卡内基钢铁公司在霍姆斯丹的工厂签下附带58页附件的制约企业一方的条约。这使得管理该厂的经理福立克和钢铁公司老板卡内基都觉得压力增大。增加成本当然不利企业竞争，在工厂和工会的前一个条约期满、要签署新约的时候，福立克和卡内基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翻盘、打击工会。厂方有备而来（备足库存应付停工），提出减薪方案，并且宣布，若和工会在一定期限内谈不成新契约，工厂就停工。随后是谈判破裂，工厂停工和工人罢工交织。冲突逐步升级，对抗持续143天，工会领导的工人占领霍姆斯丹镇，双方互相封锁工厂。在冲突的高潮之前，卡内基离开美国去了苏格兰老家，给自己留下最后调解双方的中立位置。但经理福立克当时的许多决定当然都得到卡内基的支持。

于是，厂方封锁工厂，不让工会占领工厂，工会则在外面再包围封锁，不让新招聘的工人进去替代工会的工人工作。福立克最后决定聘用300名美国著名的平克顿保安侦探公司雇员，从纽约和芝加哥赶来，护卫新工人进厂工作。工会和平克顿都有武器，在混乱中没有人知道谁先开枪，最后造成10人（7名工人、3名保安人员）死亡，几百人受伤。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血腥的劳资冲突之一。平克顿保安人员很快希望投降和撤退，在得到工会安全承诺之后，保安人员投降。投降后，工会却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投降后的保安数人被工人殴打昏迷。新闻媒体最初几乎是一边倒同情工会（工会占领这个小镇后，也不给持其他立场的记者发记者证），此刻开始转而批评工会。最终，州长派出两个旅的州民兵接管并戒严，保护工厂由非工会的新工人开工。此事件震动美国，那是美国劳资关系紧张、激进思潮激荡的年代，一名与事件毫不相干的外地无政府主义者，突然冲进福立克办公室，对他开了两枪还捅了两刀。这一突发事件反而导致工会人心溃散，草草收场。整个运动使得该工会几近破产，一蹶不振。此后几年，全美罢工浪潮此起彼伏，非常动荡，而此后的40年里，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工厂几乎都没有工会生存的空间。

除劳资纠纷，垄断也很自然会发生。100年前，经济集中化涉及所有工业领域，洛克菲勒的石油公司就曾经因为控制了美国石油业的90%，而在1911年被最高法院判为垄断企业而下令拆散。今天的微软公司也曾涉及几个和垄断相关的案件。

所以，认为在某一个宗教伦理支配之下，不论是富人或是穷人就可以完全避免自己的弱点，是没有依据的。不论比尔盖茨的善举多么慷慨，在挣得580亿美元个人资产之后，他会决定把它完全投入慈善事业。可是，千万不要以为，没有法律规范，他的微软公司有垄断的机会就会放弃垄断，这完全是两回事，甚至是并不矛盾的两回事。今天的美国企业家不必再经历尖锐的劳资冲突，那是因为社会进步了。

必须通过法律来保障社会和谐

企业家和劳工组织都需要法律制约。现代工业发展后，政府绝对不干预已经不再可能。这种干预有反垄断（1776年的亚当斯密也提到了反对垄断），有对劳资关系的介入，也有政府对整个市场的调节，凯恩斯等有政府干预的现代经济学开始大行其道，上世纪初经济大萧条中的民众疾苦是现代经济学的催生婆。社会不能完全把民众福利交给私人企业，“不干预也不帮助”。政府有它对经济和社会的职责。例如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有了“公共事业振兴署法”，政府耗费110亿美元，使800万人就业，而这些就业者养活了3000万人。

这是文明发展中的摸索。也可以说是摸着石头过河，摸错方向或者走过头是经常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政府对企业干预过头，听上去是好事情，不用富人慈善，国家力量来均贫富。可是干预过头，国家对经济和企业的控制力度太大，常常是富不富而贫愈贫。那么，这条界限划在哪里？对美国来说，即便在现代经济理论下，一直被归在古典经济理论中的亚当斯密从未失效，就是政府干预不能影响更不能扼杀个人创造力和企业创造力。否则劳资双方都没有饭吃。这就是劳动法必须非常谨慎的原因。

美国的劳资冲突最后还是依靠一系列非常小心的法律来解决。在建立保护劳工的立法时，不损害企业的活力，而劳工组织业必须在法律的规范内行事，使之不至于走向黑道组织。在美国的工会发展史上，这样的情况是发生过的。因为劳工组织最后也掌握大量资金和投资，能够左右政治，美国劳工组织之间也曾经发生火拼。今天美国工会的式微，并不是企业家过强，而是劳工权益通过立法保障，就没有必要动辄以罢工、冲突的方式保障自己。在立法机构，既有劳工代表也有企业家代表，劳资关系逐渐理顺。双方理解他们理所当然为自己的利益说话，同时他们也共同理解，企业活力是经济的支柱，劳工福利是社会稳定的基础。

在劳工福利得到保障、劳资和平共处之下，不再充满仇恨，社会对企业家的敌意消失了，承认经营是一种特殊能力，承认企业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企业家得到了合理尊重。虽然大企业天天要接到无数要求捐款的申请，逼捐的事情却不会发生。大家理解企业的特殊性，它的帝国可能是依靠银行贷款在运作，企业家有竞争的巨大压力，什么时候能捐出多少，必须由他自己判断，更何况这是一个私有财产得到尊重的社会。

善举是文明进步的必然

在一个法治秩序之下，在社会走向富裕和不同阶层良性互动之下，文明更容易推进。先富裕起来的社会上层，自然开始有人反思，超越自身的利益，把目光投向社会劳苦大众，甚至超越国界。愿意以自己多余的私产帮助贫困，是很自然的人类天性。企业家获得巨富之后，在他们中间最终产生对财富本身的思考，是很正常的事情。而鼓励向善的宗教是其中一个有力推动力量。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已经具备了产生这样思考的条件。

洛克菲勒是美国第一位10亿财产的首富和全球首富，是人类近代史上的首富，也是个虔诚的北浸礼会教友。洛克菲勒在人生的后40年致力于慈善事业，最后通过几个由专家运作的基金会把他大部分的财富回馈社会。

卡内基当时的个人财产据说换算到现在的美元价值，是比尔盖茨的好几倍。1890年，卡内基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宣布:“我不再努力挣更多的财富。”他还认为，“富人若不能运用他聚敛财富的才能，在生前将其财富为社会谋福利，那么死了也不光彩。”1901年，他引退后的第一年，他首先拿出500万美元为炼钢工人设立了救济和养老基金，办大学，并且持续了16年办了3500座图书馆。卡内基设立多项基金，并设立“卡内基国际和平财团”，资助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人们。

在一个得到尊重的位置上，有了财富盈余之后，也就更有慈善的愿望。比尔盖茨开始他的慈善事业，只是社会贫弱中的某一个点，触动了他的良知，那是非常自然的事情:有人需要帮助，你具备这个能力。

美国的基金会主要涵盖公共事业，几乎成为一个固定模式。洛克菲勒曾斥巨资提升黑人教育。洛克菲勒研究所为北美的医学研究作出贡献，包括根除十二指肠寄生虫和黄热病，以及帮助对抗生素的发现。福特基金会成立于1936年，他的财产在1964年超过40亿美元。资助范围是全方位的，教育、经济发展、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艺术等等。比尔盖茨基金会也是注重卫生和教育领域。

美国的企业家传统和慈善家传统是同一社会传统的两个侧面。有了保障企业家传统的社会，才可能产生和保障慈善家传统。一个社会是否有和谐的劳资关系、企业家能否对社会起良性推动的作用，是检验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建立严格的法治社会、在立法机构劳资双方都有充分发言权，当是一个起点。值得庆幸的是，中国企业家基金会也正在成长中。

五年前在厦门买的房，今年可以办理户口蓝印转红印。上周到新阳派出所咨询如何办
理，偌大的派出所，许多警察和保安，任你怎么问，就是没人搭理你。最后找到片警办公
室，被告知片警不在。

    因为我在原籍是集体户，没有户口本，片警告诉我原籍派出所开具户籍证明就可以。
昨天我千辛万苦从原户籍地拿来证明，到海沧分局去办理，户籍警告诉我还要集体户户口
本有我个人信息的那页复印件。当我今天历尽艰辛拿到复印件赶到分局，被告知周四周五
警察休息，不办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