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陋的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

关于马恩的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重要思想
　　
　　一
　　
　　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纪念它的最好方式，是重新学习《宣言》。
在学习中，我们应当省察一下以往对于《宣言》的理解，哪些是不准确、不到位的，哪些《宣言》的观点，是被我们忽视或很少谈及的。这
　　
　　对于我们正确运用《宣言》指导和总结改革开放的实践，进一步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具有重要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恩曾批评过“粗陋的平均主义”，这一点很重要，但过去我们很少注意和提及，忽视了其重要性。《宣言》的第三部分，是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在小标题《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下，马恩论道：随着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因为“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所以，“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58页）《宣言》对于“粗陋的平均主义”的这一批判，可以说是相当严厉的。
　　
　　此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还曾批判过与“粗陋的平均主义”相关的“粗陋的共产主义”。他说，粗陋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从想象的最低限度出发的平均化的顶点”。（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75页）
　　
　　“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实质上是一个东西，其出发点是追求社会平等，主导观念是“平均化”。但这种追求并不是建立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并不注重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只是主张平等地分配现有财产，使现有财产“平均化”。这种建立在物质匮乏基础上的“平均化”，只能是均贫，而绝非物质极大丰富基础上的平等即共同富裕。这两种“粗陋主义”的主张者的心理是：为了人人平等，宁愿粗衣粗食；宁愿普遍粗陋，也不愿有贫有富。这很像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不患贫而患不均”。质言之，所谓“粗陋的共产主义”，实际就是均贫的共产主义。
　　
　　马恩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在马恩思想库中，是非常重要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但我们在长时期内，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参见2008年6月23日《学习时报》，李惠斌《马恩理论中一些长期被忽视的重要思想》）
　　
　　马恩这一思想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告诫共产党人，必须树立正确的奋斗目标；它从反面，为共产党人确立自己的奋斗目标划了一道线，这就是，共产党人绝不应搞“粗陋的平均主义”，更不应搞“粗陋的共产主义”，共产党人所要实现的，是处在人类社会极高阶段的、极发达的共产主义社会（其第一阶段，称之为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人所要追求的这个大目标，与“平均”和“粗陋”二词是完全不沾边的。
　　
　　二
　　
　　原苏联曾几次宣布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如果按当时他们制定的时间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就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他们曾说自己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虽然这只是一句通俗的形容，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的水平是不大高的；虽然比早期无产阶级运动所追求的“粗陋的共产主义”要强许多，但决非是人类社会极高阶段的产物。所以，依然带着“粗陋”的色彩。苏联领导人终于没好意思宣布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最后，连国家也解体了。看来，斯大林模式是不可能消除掉“粗陋”二字的，苏联解体是有其必然性的。
　　
　　我国在1958年，搞过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刮过“共产风”，并准备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说是“已经到了共产主义的门槛”，但后来觉得实在不像样子，便放弃了过渡的计划。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的一些热昏行为，实质上搞的就是“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一类东西。经过痛苦的历史教训和艰辛的探索，我国已经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党对于共产主义大目标的理解，已经科学得多了，已经彻底把具有“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性质的各种观念和政策抛弃了。
　　
　　遥想当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种种热昏行为，特别是“共产风”及公共食堂，那确是一种具有浓厚的“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色彩的东西。当时说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但那又是一种怎样的社会状态呢？晚年张爱萍在谈起庐山会议时，说到他所看到的大跃进和农村要“进入共产主义”的情景：“大跃进，开始我是拥护的，能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谁不高兴。58年炮击金门，从连城下飞机，到上杭、龙岩、漳州，树都砍光了，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炼铁炉子，乱七八糟的。回到建瓯、建阳，杀鸡宰牛的，说是要进入共产主义了。回北京向彭老总汇报完，闲谈中说起一路的情况。我说，共产主义怎么能这么实现呢？”（张胜《从战争中走来》，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236页）如此这般地实现共产主义，能不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吗？
　　
　　对于“杀鸡宰牛”、办公共食堂之类的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行动，当时是做了理论包装的，包装成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模样。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为驳斥“彭德怀意见书”，对人民公社的必要性做辩护说：“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河南查岈山公社，每天3000人参观，3个月30万人。徐水、七里营公社也有这么多人参观，到那里去取经。他们的想法是：（那里的）人创造了真理，有‘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引自《盖世英雄彭德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231页）当时，全国上下对于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的普遍说法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事物”；毛泽东则干脆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
　　
　　领袖的话和那些普遍流行的说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人们心目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模样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急切心情：第一，共产主义是富裕的，实现了共产主义就可以免于贫困；第二，其富裕程度，大体就是杀鸡宰牛吃肉，吃饭不要钱（公共食堂），以及当时人们常说的“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水平，至多也就是苏联想达到的水平。第三，因为穷，所以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穷人经过努力，是可以很快实现共产主义的。
　　
　　这些想法和说法，有正确合理的成分，但也有很大成分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论上存在许多误区。这主要是：不知道准备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即与共产主义临界的那个社会，绝对不能是穷社会，穷社会是不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所具有的富裕程度是极高的，一般的富裕，是不能叫做共产主义社会的；不知道与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生产力必须是极发达的，在不发达或一般发达的生产力基础上，是不能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不知道穷则思变虽好，但由穷到富的转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的状态下，这个过程就更加漫长和艰辛。历史做出的结论是，贫穷的中国，只能先变成新民主主义阶段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不能直接变成共产主义。所以，那种“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的想法，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是缺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修养的想法，是一种“左”派幼稚病。
　　
　　实现共产主义，是需要很多条件的，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极为富裕。1958年那种生产力，农村当时那种生活水准，怎么能向共产主义过渡呢？如果硬要搞共产主义，那就只能是“粗陋的共产主义”。四人帮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当年万里同志担任安徽省委书记时到一户农家访问，见两个孩子冬天没有衣服穿，只好缩在熄灭的炉灶里取暖。这就是“长草的社会主义”。当年关于农村是否搞包产到户，万里曾与一位老同志有过一次争论，万里说：“包干到户，是群众要求，群众不过是为了吃饱肚子，为什么不可行？”老同志说：“它离开了社会主义方向，不是走共同富裕道路。”万里说：“社会主义和人民群众，你要什么？”老同志说：“我要社会主义！”万里说：“我要群众！”这番争论，争的实际上就是是否实行“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社会主义”的问题。吃不饱肚子的社会主义，不正是“粗陋的社会主义”吗？包产到户就是要打破这种“粗陋的社会主义”，就是要搞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长草的社会主义”、“吃不饱饭的社会主义”，从本质上说，也就是马恩所批判的“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但我想，马恩完全不可能想到，中国式的“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社会主义”，竟会粗陋到吃不饱饭和“长草”的地步！“粗陋的共产主义”在某些元素上，与原始共产主义是有相同之处的，这就是人人平等，但很穷，很粗陋，二者都是人人平等地受穷的主义。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马恩则说，粗陋不是共产主义。小平的论断，可以说是马恩批判“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的回响。邓小平理论是真正的属于共产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
　　
　　毛泽东、邓小平，都希望中国人民尽快脱贫，但所设计的途径不同。毛泽东说，中国太穷了，需要尽快改变生产关系，以实现免于贫困的自由。邓小平则说，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水平，需要赶紧发展生产力，先富带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毛用的是“改变生产关系脱贫法”，邓用的是“发展生产力脱贫法”。显然，邓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真髓。
　　
　　三
　　
　　马恩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何以在很长时期内被忽略了呢？我想了几点原因。一、以往我们的“原典意识”不够强，即“直接向马恩请教”的意识不够强，对马恩原典的研究不深入，有些研究存在片面性。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过去全党很少学，一般党员根本不知道。对于《共产党宣言》，长期以来只看重“阶级斗争”和“消灭私有制”那部分内容，对其他内容重视不够。这样，本来在马恩原典上写得清清楚楚的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内容，便被我们忽视了。二、改革开放之前，一些被称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却违反了马恩基本原理的理论主宰了我们的思想，主要是斯大林模式的一些理论和毛泽东的那些“左”的理论，这妨碍了我们学习和重视马恩原典中批判两种“粗陋的主义”的思想。这种消极影响，至今也不能说完全消失。三、由于我国的生产力和科学水平曾长期落后，人们的眼界受到很大局限，也由于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相当肤浅，甚至幼稚，所以，对“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很容易接受，而对于马恩对这两种“粗陋主义”的批判却不加重视。四、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解，我们曾有过很大偏差，即忽视甚至否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忽视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作用，而夸大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这曾成为一种思维定势。于是，忽视马恩对两种“粗陋主义”的批判，看不出“粗陋的共产主义”的荒谬性，就是很自然的了。当然，还有其它一些原因，还需要总结。
　　
　　我认为，马恩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对于那些生产力本不发达而又进行了革命，并且正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是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的。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很发达，怎样选择合适的生产关系，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各项社会经济制度，是必须要处理好的重大问题。抚今追昔，我认为，我们应当重新学习马恩关于批判“粗陋的平均主义”和“粗陋的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这对于更加理性地认识我们历史上走过的弯路，准确地汲取教训，更加理性地认识改革开放的伟大意义，具有重要的作用。我们应当把马恩的这一重要思想，看作是对我们的理论提醒，认真汲取历史上吃亏的教训，积极、稳妥地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向前进。
[稿源：学习时报 ]
[编辑：刘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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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设计了下一代互联网方案,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支持,已经上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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