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模式和前途 ——读谢老近作有感 曹天予

最近读了谢韬同志写的《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一文1，还看了对李锐同志的访谈2和谢老近年来写的其它几篇文章，有很多感想。现在把这些感想整理成文，以便向谢老、李老等前辈和其他关心有关问题的朋友请教。
初次认识谢老是在81年9月。那时，他的胡风分子问题解决不久，情绪很好，谈锋甚健。我呢，64年的北大反动学生案，因当年左派仍在顽固作梗而不得解决；但大形势已很清楚，对前途也并不悲观。我们在一起，很愉快地度过了好几天。当时，大家对改革、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形势、对前途的看法完全一致。
第二次与谢老深谈，是在83年春夏之间。那时，北大的左派，抡着上面给的棍子，向周扬、王若水发难。我看了生气，但写的反驳文章，却因王若水的突然去职而胎死腹中。不得已，我想请时任人大副校长的谢老通过人大把文章发出来。谢老完全支持我的立场观点，即拨乱反正，回到马克思。他还从理论上和策略考虑出发，对文章修改提了一些意见。文章后来发在《哲学研究》83年第8期上。在清污运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9月下旬，我匆匆出国，到剑桥留学去了。
再次见到谢老，是在去年夏天。23年过去，中国的变化是天翻地覆。我们的观点还一致吗？闲聊中我发现，在大的方面，比如马克思，比如49年革命，比如民主法制人权自由，看法仍然一致；但在其它许多问题上，距离已经相当地远了。想要梳理一下，却又无从下手。今年1月中旬，我在一篇书评中，就改革目标中的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争，做了一些评论3。恰好，谢老的《模式与前途》一文的主题也是社会民主主义。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把不同的看法梳理出来，比照一下；并对产生分歧的根源作些评论。
谢老出身书香门第，又在教会学校受过西洋文化的熏陶；但年轻时一腔热血，投身革命，反帝反封建反专制独裁，信奉马克思主义，追求真理，向往民主自由和社会主义。中年不幸被冤案所累，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令人感慨唏嘘。然而，坎坷经历，并没有磨灭谢老的精神和意志。到了耄耋之年，仍然关心国事、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为中国当前的社会转型，推荐一种他认为最好的模式，使中国能走上一条充满阳光和鲜花的道路。谢老的人格心意，实在令人敬佩。
谢韬同志《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 一文正面阐述了他对（1）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2）第二国际、第三国际、苏联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3）资本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和（4）中国改革的得失及应当采取的模式等重大问题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中国的改革，应该与第三国际的暴力社会主义传统彻底决裂，回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以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为自己的目标和旗帜，“保留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发展生产力，实行民主宪政，“和平地长入社会主义”。这一观点， 虽属近年来政学产媒精英联盟的主流话语，但以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来进行论述，却似乎还是第一次，因而具有极大的冲击力，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评论。
一些自由主义者，对谢老的立论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立足于公有制和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其本质就是暴力和极权，是造成野蛮和落后的根本原因；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只有在认同普世文明价值（私有产权、个性、人权、自由、宪政民主等）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发展市场经济，才能实现；可是，西方社会民主党人认同的这样一种现代国家和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们认为，想用社会民主主义来改造共产党、挽救共产党，纯属空想，根本不可能。他们问道，你肯放弃一党专政，实行多党制吗？没有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现代国家，就没有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有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公民的民主权利。结论：谢韬的高论，不是痴人在说梦话，就是蓄意骗人的鬼话。
一些坚守第三国际教条的左派，则更是感情冲动，直截了当地把谢文斥为反共毒药、把谢老斥为反共骗子。他们的理论武器主要是列宁对第二国际的批判。
谢文提出的问题，如对资本主义的成就和局限，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对第二第三国际的历史经验，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对改革的成就和未来，究竟应该怎么看，十分重要，值得认真思考。可是上述把谢文妖魔化的做法，却无助于独立思考和认真讨论。谢老的文章，和所有人的文章一样，不但是特定的理论视角的产物，同时也必然会受制于作者独特的（个人的、民族的和历史的）经验背景。因此，要对这些问题认真讨论，就必须从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入手。

马克思主义
谢文的主题是执政党的思想政治纲领；背景是其市场取向的改革实践与传统的意识形态承诺间的巨大鸿沟，以及由此产生的党内话语权问题：用谢老的话来说，改革派只有执政权，没有话语权。严格说来，这一说法不是十分准确。由于“不争论”，改革派享有实际上的话语权，即有些人所谓的改革派的“两个凡是”：（1）凡是改革的就是正确的；（2）凡是改革中产生的问题，只有通过（沿着既定的改革方向）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对改革的种种非议，虽然长期存在，在“两个凡是”的压力下，基本上处于半非法半地下的状态，并没有真正的话语权。不过，谢老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非无因由。只要执政党不正式地公开地放弃原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承诺，以这种承诺出发对改革提出的非议，总是具有某种思想上的合法性。特别是当改革遇到严重挫折、弱势群体的不满迅速增长时，这种非议，显然会挑战现有的改革方向，并威胁到改革派的执政权。出路何在？或者说，怎样才能彻底取消挑战派潜在的话语权？这正是谢文想要解决的难题。
答案是：拨乱反正，回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这才是出路。谢老认为，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奉行的（以暴力革命、专政、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暴力社会主义，是修正主义，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只有第二国际奉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谢老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全新解读，如果成立的话，当然能给市场取向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可是，正如上面提到的那样，这一解读立即遭到左右两方面的非难和抨击。我不同意那种妖魔化的抨击；但我也不能全部同意谢老的解读。
关于马克思主义，去年2月，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简要地概括了自己的理解，在小范围里传阅过，现在把它附于文末供参考。这里仅就谢文着重讨论的涉及社会主义的部分，做些评论。
谢老说晚年马恩有和平过渡的想法，这当然是对的。但要说晚年马恩彻底放弃了暴力革命思想，说列宁毛泽东的暴力革命是修正主义，从文本依据和学理结构来看，难以令人信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需要有各种条件的配合；迄今为止，并无成功的先例。仅有的一次较为认真的尝试，是70年11月智利的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通过选票上台。但皮诺切特将军在美国的支持下，随即在73年发动了军事政变；进步人士血流成河，阿连德本人也命归黄泉，和平过渡当然成了泡影。此后，虽有一些反对暴力革命的欧洲共产主义者，在富有议会民主传统（这是和平过渡的必要条件之一）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提出过结构改革论，但不久也就销声匿迹了。
可是，谢老会说，以市场经济、宪政民主和福利国家为特征，以瑞典模式为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不是已经通过议会道路风靡西欧、征服世界了吗？问题在于，能不能把社会民主主义看成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论证的命题。
众所周知，马克思对市场的盲目力量，持极端否定的批判态度。这一态度是否正确，是另一个问题。但要把以市场为其经济运行的基本体制的社会民主主义，认作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困难不少。
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固然有继承发展的一面，主要指科学技术的发展创新和工业大生产的组织管理；但更有推翻消灭的一面，主要指雇佣劳动制度的废除和雇佣剥削的消灭。没有对雇佣劳动的否定，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可是，社会民主主义者，尽管在二次分配（社会保障、福利国家，等等）上有所作为，但在首次分配问题上，却仍然以雇佣劳动制度作为其基本经济构架。也就是说，就基本经济制度而言，社会民主主义完全立足于资本主义，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
可是，谢老断言，晚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通过股份制已经“完成了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并提出了两点理由。这两点理由，实际上是论证当前国企改革（的方向和主要途径）的最终理论依据，因此值得稍加评论。
谢老说，：（1）股份制“使企业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相分离。管理者阶层[作为从事经营管理的劳动者-引者所加]掌握着企业的经营权，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虚幻化”了；（2）并进而引用《资本论》第三卷，说马克思由此认为，股份制是“一个过渡点，以便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4 谢老的结论是：体现晚年马恩对资本主义研究最终结论的“《资本论》第3 卷推翻了《资本论》第1卷的结论。不再需要‘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了。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灭亡了。其后资本主义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
股份制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中确实意义重大。可是，两权分离，只是资本产权内部的分割，对资本剥削劳动的雇佣劳动制度，并没有任何触动。以前由古典资本家独占的利润，现在由资本所有者（股东）和资本控制者（经理：中国以前叫做资方代理人）分享5。工人受剥削的事实，并没有因为股份制的出现，而有任何的改变。当代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绝大多数实行股份制。如果因此而把它们称作社会主义企业，概念上似欠严谨。
应该强调指出，晚年马恩只是把股份制看作“一个过渡点”，通过它有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生产形式中去。”很明显，他们并没有把股份制本身看作是新的生产方式。这里，“过渡”是一个关键概念。只有过渡了，才能进入一个新的生产方式；不过渡，则还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于怎么过渡，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所有制决定论的框架里，可以通过激进的暴力剥夺来过渡，也可以通过稍微客气一点的有补偿的国有化（或公私合营）来过渡。在更为广阔的概念框架里，这种过渡可以通过资本主动让步、与劳动合作并分享利润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由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推行劳动产权制度来实现。6
谢老指责列宁毛泽东的暴力社会主义修正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其主要依据，如上所述，是马恩晚年确曾有过的和平过渡思想，以及谢老演绎出来的社会民主主义正统。其矛头所向，除了暴力革命以外，还包括——甚至主要是——暴力专政。这一点，如果注意到谢老对毛泽东领导的、通过暴力革命武装夺取政权的49年革命的认同，在中国问题的语境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革命胜利（即无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后的政治统治形式，没有系统的论述。他们既提到过“争得政治民主”，也强调过“无产阶级专政”，但都没有深入展开。不过，有两点基本思想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一，作为暴力革命思想的延伸，取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对于不甘失败、继续反抗革命的资产阶级和其它反革命势力，必须镇压。第二，在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内部，实行民主。
作为基本原则，这两点思想当然是对的。但要用以指导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实践，却又显然不够。内部民主怎么实现？对敌镇压怎样进行？特别是，对于广大的中间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应该怎么对待？对于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涉及。其原因，除了缺乏实践上的紧迫性缺乏历史经验以外，还与他们以下两个并不正确的预设有关：（1）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阶级关系的极大简化，除了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以外，中间阶级即使还存在，也已无足轻重了。（2）随着资产阶级的消灭，国家也会很快消亡：国家机器履行的将是经济职能而不再是政治职能。
可是，复杂的阶级关系在革命成功后社会中的长期存在，使得国家消亡思想失去了实际意义。在政治生活中，对于上述重要问题的处理，如果没有系统的法律制度加以明确的规定，不采取一定的形式，没有应该遵循的程序，势必带有极大的任意性，并为政权本身的异化——权力的滥用和新型的剥削压迫集团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考虑到列宁斯大林对法制的蔑视、拒绝和践踏，对不受法律条文约束的施政自由的热衷，乃至对无产阶级和广大中间阶级滥施专政，谢老指责他们修正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也还说得过去。因为，紧接着十月革命的胜利，罗沙-卢森堡等“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立即对列宁否定民主、推崇专政的思想和实践，提出过严厉的批评。
毛泽东的情况比较复杂。思想上，一方面，他对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国家机器的异化（“变修”），有所认识；并提出两类矛盾学说和反修防修理论以求匡正。另一方面，他又完全继承了列宁斯大林在政治生活中对法制形式和程序的蔑视、拒绝和践踏，并补充以他本人特有的、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对群众暴力的偏爱、鼓吹和滥用。其结果是一种以“大民主”理论形式出现的暴力专政理论。实践上，他极度夸大阶级矛盾，扩大阶级斗争，并力图动用群众暴力来防止、纠正国家机器的异化（“反修防修”）；其结果是，在一段时间内，群众暴力与国家暴力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替使用、结合使用和毫无节制的滥用，使得中国的政治生活，比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还要血腥和残暴。毛泽东的这种以“大民主”为主要特征的暴力社会主义，我们当然要反对。但好像没有必要（也很难）把它称为修正主义，因为并不存在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大民主”的理论。
谢老认为，暴力社会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其哲学根子在于，从空想社会主义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行了曲解和修正。谢老说，“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是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社会进步的基础”，而社会分化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等，（则）是调动社会成员积极性、推动社会进步的杠杆”；当然，由于社会是“一个矛盾统一体”，进步“同时又包含着退步，出现了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着眼点是前者7，这是唯物史观的基石；过分强调后者8的是空想社会主义流派。”也就是说，“生产力论”是正统，“阶级斗争为纲”是修正主义。这是文革后期改革初期与四人帮进行理论斗争、拨乱反正时的一个大题目。